生态和生存博弈退耕还林会否无疾而终-【新闻】假泽兰

生态和生存博弈：退耕还林会否无疾而终

退耕还林是在1998年大洪水和连续的、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的背景下，以连续多年粮食丰收为依托而得以实施的。不知不觉间，退耕还林政策已实施近5个年头了。和2000年这一政策刚推出时有所不同：媒体热捧、地方政府争抢工程量、农民急盼退耕的景象已然不见。退耕了却没有拿到补贴的农民开始哭诉，政府则在呼吁保障农田，媒体热情报道一个个地方曾撂荒许久的农田被抢种一空的喜讯。全世界最昂贵的劳动力曾有一年驱车陕北，看到从榆林到延安的几百公里路途上，沿路的几乎所有山头顶上都被开成了耕地——像一个人被剃掉了头顶的头发。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许多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而这些自然条件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往往偏高。要说50亩地收的粮食养活不了一个人，一定有许多人不相信，但这确是事实。在榆林，由于生产力落后、水土流失严重，在一些地方，农民们沿用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单产只有几十公斤。以致出现有的行政村人均50亩耕地，仍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为了增加总产，就无限制地垦荒、陡坡开荒，结果陷入垦荒越多、水土流失越严重、产量越低、越低越垦的恶性循环。宁夏西吉县短岔村，三面环山，举目望去，山坡上除了农民种的庄稼外，见不到一棵树，山顶更是光秃秃的。这里的土地按人头分，每人5亩，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四五十亩地，广种薄收，好的年份每亩不过收50公斤，遇到干旱，只有20多公斤。这些地方的农民牧民是中国最贫困的百姓，即使按最宽裕的标准衡量，他们一生所支配的所有食物、衣物及用品，用货币计算不会超出1万元人民币。但用生态目光来看，社会又给予了他们最宽泛的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这种权力大到让人吃惊——他们几乎可以任意挥霍相当面积的自然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劳动力。社会在极度吝啬地支付他们的生存费用的同时，极为慷慨地为他们了支付生态成本——因为要把养育他们的这些荒山、草原治理到正常的生态状况，所需的费用会是天文数字。生态和生存的博弈轮回中国自古以来总是被生态和生存的矛盾所困扰。生态和生存，在相对的时空里，必然要分出主次。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有对生存的威胁被彻底解除之后，生态才会作为高质量生态的必备要素被提出、重视和推广。当然，有些破坏也与生存无关，贪婪也会使得本来相对宽裕的自然生态急速恶化。曾制定了世界最早的环境立法——《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的秦国，为了修建最富丽堂皇的宫室，几乎砍光了四川的森林。诗人说：“蜀山兀，阿房出。”来自草原的元代统治者，为建都城，砍伐森林的数量使人震惊。诗人记下了这一笔——“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当人口数量增长对自然生态的压力到了能明确感受到的地步时，以更大范围的自然生态的牺牲来换取王朝的生存与发展，是历代统治者选择的上策。明代、清代——中国封建年代里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朝代，都是把鼓励垦荒作为重要政策推行。明代统治之初马上推出的政策即是：1、奖励垦荒，人民不限面积、范围开垦，免税三年；2、大兴屯田，民屯、军屯、商屯一起上。清王朝实行更名田制，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1645年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达到6.08亿亩，1754年增加到7.08亿亩。加上不在册耕地，到乾隆年间全国耕地实际上在10亿亩左右(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事情就是这样，要发展就要增加人口，要解决越来越多人的吃饭问题，就要靠增加耕地。增加耕地当然要靠毁林毁草开荒，向草原、丘陵、山地推进。生态的恶化成为必然，而生态恶化导致土地出产降低，又反过来使人类以更高的强度扑向自然，攫取资源。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口的剧增带给全民族生存的压力，“以粮为纲”成为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意念。开垦——和明朝清朝历朝历代所做的一样，把草地、林地都变成耕地，让它产出粮食，以养活更多的人。于是，开始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发展，从5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开垦浪潮，像瘟疫一样绵延，而且经久不息。 一个前提与两个必须2000年实施以退耕还林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是在1998年大洪水和连续的、愈演愈烈的沙尘暴把社会舆论搅得沸沸扬扬的背景下，以连续多年粮食丰收以致出现存粮难为依托而得以实施的。从2000年3月起，中国宣布在未来10年中，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长江上游和黄河上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1161万公顷。退耕还林任务是带有补助的，即每退下来一亩地，国家都拨给相应的粮食和钱，国家规定，将植树种草和管护任务不仅长期承包到户到人，而且向退耕户无偿供应所需的种子和苗木，发给林草权属证明。长江上游每年每亩补助粮食150公斤，黄河中上游每年每亩补助粮食100公斤。提供50元树草种苗款，补助20元。 多争到这样的指标，是既为农民争利益，又为生态建设做贡献，所以，争国家下达的退耕还林指标，就成为许多地方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毫无疑问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策。但能否如愿长久见功、见效，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粮食的供给持久稳定；二是退耕还林本身能让农民持久见到效益。在宁夏西吉县，有过这样的事情：1986年，联合国援助西吉县一个改善生态环境的项目。于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在这里迅速铺开，原因是：种一亩林的补助远比种一亩地的收入要高。3年植树90多万亩，相当于西吉全县耕地面积的90%。一时间，西吉县满眼一片绿色。可3年后，联和国援助项目结束。补助没有了，种树者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于是又开始毁林种地。开始是一点一点地砍，后来大片大片地砍。五六年光景，90万亩林木几乎全部砍光。由这个故事推理：如果几年后国家的退耕还林补助停止，由退耕还林而来的生态建设成就会很快烟消云散。如果这项补助能一直延续，那就相当于国家把农民长期养了起来。国家是否长期具备这样的财力？所以，退耕还林(草)能否成功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施行足够长的时间。两个必须：一是粮食供应必须始终充足；二是政府应把选择退耕之后种植品种的选择放到战略高度来认识。研究、推广沙棘等优质的长年生长、只需采集地上部分的茎叶花果的品种，大力开发此类品种的果实的高附加值，将使退耕还林(草)这一战略任务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归根结底，如果不使经济杠杆发挥作用，不让农民们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从土地上得到比粮食更好的经济收益，那么这项政策是不可能产生长期、稳定而良好的效益的。多年来无数次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现实和宁夏西吉的故事放在一起，启示是：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具备连续性；具备长期操作性。尤其是针对农民的。“中国粮食危机论”又被提起从2000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安排退耕还林11829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6919万亩。它使一些地方出现生态恢复的良好迹象。但一些预计到和没有预计到的情况纷纷出现：有的地方不能兑现给农民承诺的补贴；有些地方随意扩大退耕面积以套取国家补助；有些地方毫不考虑退耕后的后续产业……这样的漏洞，再一遭遇粮食因价格提高而骤然珍贵的冲击，就可能像西吉所发生过的一样——退耕还林好不容易结出的果实，会很快土崩瓦解。一切又恢复到往日的场景，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今天，媒体开始持续探讨中国粮食短缺问题。布朗的“中国粮食危机论”又被提起。退耕还林的前景，在失去前提和必须之后，不知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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